1949年，邱清泉战死后，妻子带着孩子逃命到福建，准备去台湾，就在上船前，次子却说：“我不走了，我要留下来继续读书。”
1949年1月10日，淮海战役收尾阶段，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在陈官庄地区兵败自戕，终年47岁。死讯传回南京时，整座城市已陷入兵荒马乱的溃败氛围中。他的妻子叶蕤君没有任何时间悲痛，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：五个孩子怎么办。
邱清泉生前位高权重，家里往来的都是军政要员，叶蕤君也习惯了体面的生活。但现在人没了，一切转瞬成空。蒋介石政府正忙着往台湾撤退，对败亡将领的遗属根本无暇顾及。
抚恤金少得可怜，南京物价又一日三涨，一斤大米能卖到几百万金圆券，这点钱连一个月都撑不过去。叶蕤君很快做出决定：走，往南走，想办法去台湾。
1949年春天，叶蕤君带着五个孩子挤上了南下的火车。当时京沪铁路沿线到处是撤退的队伍和逃难的人群，火车走走停停，有时一停就是大半天。车顶上也趴满了人，有人半路被颠下来摔死，尸体就撂在铁路边上没人收。
到了杭州，前方铁路被炸断，一家人只能换乘马车。从杭州到福建这一路，山路崎岖，土匪出没，逃难队伍里不断有人掉队。叶蕤君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，给车夫加了钱，才勉强往前走。路上小女儿发高烧，没有药，她急得整夜不合眼，用凉毛巾一遍遍给孩子擦身子，硬是扛了过来。
到达福建马尾港时已是1949年5月。码头上挤了上万人，都是等着登船去台湾的。当时从大陆往台湾撤运的船只严重不足，一张船票被炒到了天价。叶蕤君变卖了随身最后的首饰，又辗转找到邱清泉旧部的关系，费尽周折弄到了船票。她把船票缝在贴身的内衣里，睡觉都不敢翻身。
就在登船前的最后时刻，次子邱国渭突然开口说他不走了。这个年轻人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读书，那是中国最早开设全英文授课的教会大学之一，外文系师资极强，不少教授是直接从英美聘来的。邱国渭学业出色，已经读到高年级，实在舍不得半途而废。他提出要独自返回上海完成学业。
这对叶蕤君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。码头上每天都有船离港，错过这一趟，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趟。但她了解这个儿子的性格。邱国渭和他父亲完全是两类人，不喜欢军事和政治，一心就钻在书本里。他认定的事，旁人很难劝得动。
时间紧迫，码头上催促登船的哨子响了又响，叶蕤君最终没有强求。母子在混乱的人潮中匆匆分别，她带着四个小的上了船，邱国渭转身往回走。这一别，就是几十年。
叶蕤君到达台湾后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自顾不暇，对这些战死将领遗属的安置极为敷衍。她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，日子过得极其拮据，有段时间几乎断粮。后来实在待不下去，她带着孩子们远赴美国，靠给人做保姆、打零工维持生计，才慢慢站稳脚跟。
而留在大陆的邱国渭，走的是另一条路。他回到上海后，圣约翰大学仍在正常运转——这所大学一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才被拆分并入其他高校。解放军接管上海后，对高校师生实行了比较宽松的政策，邱国渭得以顺利毕业。1952年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做外文采编工作。
上海图书馆当时刚成立不久，前身是1847年创办的徐家汇藏书楼和1935年落成的上海市立图书馆。馆里藏有大量外文文献，包括早期传教士带来的拉丁文、法文古籍，以及租界时期留下的英文档案资料。
邱国渭的外语能力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，他参与整理编纂了多批外文藏书目录。图书馆的老人后来回忆，这个年轻人平时话很少，干活很细，从不主动提起家世。同事们只知道他外文功底扎实，业务能力过硬，对他过去的事知之甚少。
此后的政治运动中，邱国渭因出身问题受过冲击，但因为他一贯低调勤恳，没有被打成重点批斗对象，算是平稳度过了那段岁月。
改革开放后，他逐步被恢复使用，后来还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，参与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提案工作。一个战犯的儿子，在新政权下靠专业能力站稳了脚跟，这在当时并不常见。
叶蕤君带着孩子们去了美国，邱国渭留在了上海。同一个家庭的两半，从此隔着一道海峡，各自散落在不同的命运轨道上。
益丰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